映象新闻

国家举办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群众卫生事业，并且逐步扩大这些设施，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

对申请者的资格、能力等种种法定许可申请要件依法予以审查，是行政机关在决定是否准予许可申请过程中的重头戏。[5]这些法律法规对采矿许可资质审查作出如此详细的规定，旨在为行政机关在是否准予采矿许可时有可供其审查的法定要件标准，从而能够有根有据地依法许可而非恣意的人治性许可。

[5]《煤炭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取得煤炭生产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依法取得的采矿许可证。[1]当然，对于这三种主流学说亦有不少学者提出过质疑，如郭道晖先生曾专门撰文检讨行政许可赋权说，认为行政许可是对申请人是否具备法律、法规规定权利的资格和行使权利的条件的审核，合格者给以行使权利的合法性证明（许可证），行政许可是一种义务与服务，而非恩赐权利。而从自由的角度看，财产是自由最初的定在，它本身是本质的目的，[9]因而，任何涉及对财产权的行政许可都必须严格遵守既定的法律程序，必须具有合法性和合宪性。（2）对赋权许可，既可形式审查也可实质审查。决定申请人行政许可申请命运的是这一步，判断行政许可性质为何的亦为这一步。

行政机关依法对行政许可申请人的资质要件作出审查，然后判定是否准予申请，其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安全与利益以及调控社会经济秩序，不管是解禁还是赋权都不应被视为是行政机关行政许可决定之目的所在。准此，在事关申请人财产权的采矿权许可申请面前，行政机关必须采取高度严格的实质审查标准，否则不足以保障申请人及第三人和全体国民——在我国煤炭等自然资源本系国家所有即全体国民所有——的财产权。这里的立法之法仅包括行政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地方法规，而不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违宪审查机关及其违宪审查活动由此成为宪法诉讼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而与宪法存在直接的关联又有两种情况:(1)法官直接依据宪法进行裁决。法官直接依据宪法裁判的前提条件是，已经穷尽了其他法律救济手段，或者说在其他法律、法规中找不到依据，才能求助于宪法。简言之，建立相对独立的宪法诉讼制度是我们现阶段的最佳选择。

[5](2)这里的法院是指整个法院系统。这有利于正确把握案件的性质，准确判断案件是否需要直接依据宪法进行裁决。

有一种观点认为，宪法诉讼必须解决宪法争议，[14]也就是说，就宪法上所规定的宪法职权、国家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所发生的争议和纠纷来进行裁决。决定是否依据宪法审判的权力，应该由法院内部的权威组织来行使。笔者注意到，这一批复已于2008年12月18日被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第七批)的决定》停止适用了。这些规定非常明确，其中并未规定法院的违宪审查权力。

2006年美国联邦上诉法院裁决，洛杉矶警察局逮捕在贫民区公共人行道上坐、躺或睡觉的人违反宪法第八修正案。建立复合型宪法诉讼制度，其关键是两种机构即司法机关(或法院)与违宪审查机关的复合及两类(涉及和不涉及违宪审查的)宪法诉讼的复合。再次，依法官的专业知识，知其依据不当而应依宪法进行裁判，却驳回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对宪法权威也会产生消极影响。确立这一原则的根据是:其一，现行宪法和法律都没有规定由法院进行违宪审查;其二，我国宪法和立法法对法规等的合宪性审查作了规定，不宜再赋予法院以违宪审查权。

案件当事人可在起诉时或诉讼过程中向法院提出进行违宪审查的请求。和普通诉讼案件一样，宪法案件的裁决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对案件事实的认定、确认所要适用的宪法条文和法律、法规、法律责任的确定。

在美国，甚至宪法的内容是由法官来决定的。这一思路存在的问题在于:根据现行宪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其他的国家权力莫不来源于它并受制于它。

对这一层次的地方性法规的违宪审查请求书，由省、自治区的高级人民法院向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递交，而无须由最高人民法院递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由于目前宪法案件较少，不需设置宪法审判庭。法院递交给违宪审查机关的违宪审查(宪法解释)申请书，对于违宪审查机关而言，那只是一个进行违宪审查(宪法解释)的线索而已。宪法法院所进行的是纯粹的违宪审查，普通法院在具体案件中运用宪法法院的裁判处理具体的争议但却并不作违宪审查。违宪审查机关可根据这一线索，自行调查、收集相关情况等，在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对某一问题进行全面的解释或作出审查决定。(2)对违宪审查(宪法解释)请求的处理。

这一思路的症结在于:根据这种思路建立起来的违宪审查机关，其权威极为有限，缺乏独立性，作用难以发挥。这样的违宪审查决定(宪法解释)才更具有合理性。

设立独立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法院则必须突破这一根本政治制度，这显然是不现实的。直到今天，对法律的违宪审查仍然是违宪审查制度的核心。

正是根据这一批复，法院对齐玉苓案作出了判决。当事人的代理人也可以当事人的名义提出这样的请求。

虽然不排除在未来我们建立宪法法院的可能，但目前要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只能利用现行的法院系统，在普通法院制度的基础上稍加改造，使之能够受理并审判宪法案件。地方性法规可分为两个层次，对不同层次的地方性法规违宪审查请求书的递交存在差异。但是，现行宪法没有直接规定对公权力行为可进行违宪审查。这个设想基于如下考虑:解释宪法并不只是宪法解释机关对抽象的宪法条文所作的说明，而应该包括宪法解释机关在结合宪政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具体情况的基础上对宪法的含义所作的进一步说明。

2)关于公权力行为的违宪审查。遵循将宪法诉讼与违宪审查相分离原则的本意在于，使宪法诉讼制度与政治体制确定的违宪审查制度保持契合，而不至于使新建立起来的宪法诉讼制度与现行政治体制发生内在的冲突，从而完整地实现在国外由普通法院进行司法审查和由宪法法院进行宪法诉讼所体现出来的全部功能。

对行政机关行为涉嫌违宪而提出的宪法解释请求，也须由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请求书。学者们对我国是否应建立和建立什么样的宪法诉讼制度尚未达成共识，建立独立的宪法诉讼制度的理论条件尚不具备。

但是，无论涉及违宪审查还是不涉及违宪审查的宪法诉讼，在法院审理这一阶段中，其程序是一致的。权限争议在我国是通过政治手段而非诉讼来解决的。

[8]它才是我国真正的主要违宪审查机关。自治州、自治县制定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须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在采取宪法法院型宪法诉讼模式的国家，普通法院遇有对审理具体案件所直接适用的法规存在合宪性之疑义时，可向宪法法院提出要求否决违宪法律的申诉，然后普通法院将宪法法院的裁判应用于具体案件的审理。笔者认为，对宪法案件的判断主要依据两条:一是由法院进行审判，二是与宪法存在直接的关联。

如果行政诉讼案件中的原告认为行政主体的行为违反宪法，并要求撤销其行为，法官在经过审查后也认为行政主体的行为存在违宪疑义，则可以向违宪审查机关提出对该行为进行违宪审查的请求。第一个问题是，违宪审查机关是否受法院递交的违宪审查(宪法解释)申请范围的限制而只能就申请的事项进行审查(解释)?笔者认为，违宪审查机关虽然应当根据违宪审查(宪法解释)的申请进行审查，但也不应绝对受此限制。

全国人大可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及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3)规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宪法实施进行监督的具体手段———改变或撤销。

自治区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第二，我国现行政治体制虽存在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之处，但它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坚持和完善是主流，不宜轻易突破。